发表时间: 2025-07-29 09:50
陈小果
当法门寺地宫里那套鎏金银茶具在千年后重见天光时，阳光在茶碾的纹路上跳跃，仿佛能够听见陆羽在苕溪畔煮茶时松枝爆裂的轻响。唐代的茶香就这样穿过时空，混合着西域胡商的香料味、诗卷上的墨香，在我们的鼻尖萦绕不去。那是中国茶文化真正觉醒的时代，一片茶叶里，藏着整个盛唐的气象。
茶在唐以前不过是解渴的俗物，或是医家的药引。直到陆羽写下三卷《茶经》，茶事才真正成为一门学问。他在湖州苕溪结庐而居，用二十四器煮茶，将寻常的饮馔之事变成了风雅的艺术。这位被后人尊为“茶圣”的文人或许不会想到，他笔下那些关于炙茶、碾茶、罗茶、煮水的文字，会成为后世茶道的源头。但唐人终究是唐人，他们不会满足于简单的模仿，而是将茶事融入自己的性情，于是我们看见了白居易用新茶治愈贬谪的苦闷。
唐人饮茶，最讲究器具的精致。法门寺出土的那套唐僖宗供奉的茶具，鎏金的纹饰在烛光下流转着皇室的气派。银则量茶，盐台调味，琉璃盏托盛着来自波斯的透明茶盏，每一件器物都暗合陆羽《茶经》的记载。但最令人惊叹的是茶罗子，它的网格连最细的茶末都能筛得均匀。这种对极致的追求，正是唐人的气度——他们可以豪饮西域的葡萄美酒，也能静坐细品一盏清茶的滋味。
煎茶之法，在唐代经历了从粗放到精致的演变。初唐时还有人延续魏晋的粥茶法，将茶叶与葱、姜、枣、橘皮混煮，像喝粥一般连渣带水咽下。但到了中唐，陆羽提倡的清饮已成风尚。诗人皮日休描写煮茶的情景最为传神：“香泉一合乳，煎作连珠沸。时看蟹目溅，乍见鱼鳞起。”这种对火候的精准把控，让茶汤呈现出琥珀般的色泽。卢仝的“七碗茶”诗更是将饮茶提升至精神境界：“一碗喉吻润，二碗破孤闷。三碗搜枯肠，唯有文字五千卷……”茶不再是解渴的饮品，而成为滋润心灵的甘露。
唐代的名茶，多与名山古寺有所联系。蒙顶茶产自蜀中蒙山，相传是西汉末年吴理真亲手所植；顾渚紫笋长在湖州的山崖间，每年清明前由快马送入长安；罗浮茶则带着岭南的烟霞之气。这些茶品的成名，往往与贡茶制度相关。杜牧在宜兴督造贡茶时写道：“山实东吴秀，茶称瑞草魁。”地方官员为了讨好皇室，竞相改良制茶工艺，无意间推动了茶叶种植技术的进步。而文人墨客的题咏，又为这些名茶增添了文化的光晕。
茶会成了唐代文人最风雅的社交活动。钱起笔下“竹下忘言对紫茶”的闲适，鲍君徽“茗宴东亭四望通”的开阔，都是唐人茶会的真实写照。有时是三五知己的小聚，有时是数十人的雅集，他们或在竹林石畔，或在书房静室，煮茶论道，赋诗言志。元稹首创的宝塔茶诗，以“茶”字为轴，将诗歌形式与茶道精神完美融合。吕温的《三月三日茶宴序》记载了这样的场景：“乃命酌香沫，浮素杯，殷凝琥珀之色。不令人醉，微觉清思。”茶香氤氲中，唐人的才情与意气得到了最纯粹的释放。
在长安的西市，胡商用琉璃盏盛着西域的茶，与中原的饮法迥异；在蜀道的驿站，背夫嚼着茶饼抵御瘴气；在终南山的茅庵，隐士用雪水煮茶，品味山中的寂寞。茶事在唐代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，就像这个帝国包容万方的气度。无论是宫廷的奢华茶宴，还是山野的粗茶淡饭，都浸润着唐人对生活的热爱。
当我们凝视法门寺那套鎏金银茶具时，仿佛看见了唐僖宗在仓皇出逃前，满怀不舍地将心爱的茶具埋入地宫。茶事在唐代早已超越了饮食的范畴，成为文化的象征。从赵州和尚的“吃茶去”，到颜真卿与友人的月下联句，唐人将茶炼成了精神的寄托。这种寄托在宋代被黄庭坚继承，在明清被文人雅士发扬，最终沉淀为我们血脉里永恒的文化记忆。
茶烟袅袅处，一个朝代的精气神就这样被保存下来。那些关于茶的诗词、器具、习俗，就像茶叶在水中舒展，将盛唐的气象一点点释放。我们今日饮茶时，或许还能在茶汤的倒影里，看见李白举杯邀明月的身影，听见陆羽碾茶时的轻叹，嗅到长安西市飘来的茶香。这就是文化的传承，跨越千年，依旧鲜活如初。